但如果没有具体的宪法律，根本法将无从觅寻制度化与实效化的实践路径。

在比例原则中经常会出现此种事实，比如最小损害手段的确定。概念法学所追求之涵摄，在于所有法律概念/规范皆必须在逻辑上得以涵摄，其前提是法律概念的逻辑完整性、法律体系的无漏洞性和逻辑一贯性。

历史方法如今已经被普遍接受，并自萨维尼以来，便成为传统法律解释的四方法之一。[8]但法学也会因应时代需求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则可以使法律系统因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后一种则是法律系统主动对社会的调控。从这个角度来说，概念形成是目的式纲要+条件式纲要的过程。

另一方面，法教义学可以将判例当中所发展出来的理由和标准储存下来，形成知识记忆，即价值判断的知识化，像分享权、国家保护义务、比例原则、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客观价值秩序等观念的提出都是如此。克莱默将概念形成区分为三类，即描述性概念、规范性概念和价值评价概念，便是根据范畴式和目的式的分类所进行的细分。《行政许可法》第34条第3款规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3] 章剑生：《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法治思维》，载《法制日报》2020年6月5日。[8]与民法不同的是，公法上适用这一原则的价值目标应当是维护公共利益，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摘要:  《行政许可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未涉及行政许可的效力基于应急状态的变动问题。应急状态下，中止许可的决定应当具有公定力和确定力。

对被许可人来说，中止许可其实是对其存续利益的保护，具有一定的权利性。法律上所称公益者也，并非抽象的属于统治团体或其中某一群人之利益，更非执政者、立法者或官僚体系本身之利益，亦非政治社会中各个成员利益之总和，而系各个成员之事实上利益，经由复杂交互影响过程所形成理想整合之状态。

第二，要求被许可人在许可届满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此规定不够周延。[5]这种理解将紧急状态视为非常态的另一种表达，涵盖面广，却未区分紧急程度的差异。在审查环节，许可实施机关可以采用更加简化便捷的审查程序。许可实施环境的重大变化、对许可功能的认识改变、技术水平的变化等都能动摇许可存续的事实基础。

在实证法上，应急状态下的许可实施至少面临以下合法性困境。从文义上看，《行政许可法》第50条更像是对被许可人的形式审查，是一个相对宽松的重新许可，甚至可以说就是原许可。按照德国《公害防治法》第5条，设备经营者有义务在无行政机关指示的情况下实时注意加重的许可要求。行政机关若不行使规制权限而单凭被害者个人之努力，未能充分防止危险之发生时，于社会通念上，国民信赖并期待行政权限应即行使者，行政之作为义务即告成立。

第一，在形式合法性的框架内，许可实施的调整要基于裁量权合法且合理地行使，禁止不当联结。判断相对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要考察相对人在与行政机关建立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时，是否对可能出现的情事变更具有合理预见，如果由相对人承担情事变更的风险，是否有违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

但是，要区分上级机关的决定、规定是否直接对外作出，是否对具体相对人产生拘束力。应急状态下，行政机关原则上具有概括的许可实施职权，在缺乏可预见性的规范时，可在满足基本的形式合法性前提下，通过情事变更原则满足实质合法性。

[13] 王贵松：《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页。应急状态下的许可废止需要解决废止的决定主体、决定程序以及损失补偿等问题。但在应急状态下，应急措施的持续化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长期处于形式法治之外，使其面临要么违反成文法、要么正当利益无法得到成文法支持的风险。应急状态结束后，相关许可的有效期应予延续，无法延续的可给予适当补偿。[19]只要法律对被许可人的违法行为设定了‘不利的行政处理，不管该违法行为是否造成被许可人不符合法定许可条件的后果，该行政处理的性质就是行政处罚。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或者国务院有权决定采取应急或紧急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应急状态下的裁量仍有区分规则裁量与个案裁量必要，即区分作出规则式规定的裁量和针对具体被许可人的裁量。第三，有效期延续属于应申请行为，如果被许可人不主动提出，许可实施机关不能依职权延续。

这种状态同样属于非常态法治，但事态的严重性尚未达到紧急状态的程度、尚不需要国务院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亲自决定，即应急状态。（二）应急状态下许可实施的合法性困境 持续存在的应急状态会使行政许可无法按照正常状态实施。

第一，可否简化受理程序。而对于行政机关具有概括的许可实施职权，但对应急状态缺乏预见性规范的情形，则可以在满足基本的形式合法性前提之下，通过情事变更原则来满足实质合法性的要求。

为体现对被许可人利益的保护，延续相关许可的有效期就具有正当性。（一）应急状态下新设行政许可的必要性 《行政许可法》第13条规定，相对人能够自主决定、市场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以及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可以不设行政许可。在附条件许可的情形下，例如对被许可人提出应急状态时的行为要求，那么被许可人自然负有相关义务。《行政许可法》并未规定许可中止制度。

有学者认为，广义的紧急状态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程度的非正常的社会状态, 包括战争、叛乱、政治骚乱、经济危机、严重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灾害、严重传染病流行以及重大刑事犯罪等所有社会正常生活受到威胁或法律实施受到严重阻碍的状况。按照上述逻辑，应急状态下，行政许可无法继续实施，行政机关可以决定停止相关生产经营活动。

许可的效力恢复后，其有效期应当延续，延续的期间一般要与中止的期间等同。废止许可是否产生被许可人信赖利益保护的请求权，会由于许可类型的不同有所差异。

（2）政府强行占有使用社会物品的征收征用模式。应急状态始于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法定应急处置措施，其结束则以政府作出恢复正常秩序的决定为判断依据。

三是临时性许可往往是一次性的，可以不适用许可延续制度，到期后自动失效。第三，如果由于非相对人的原因，行政机关决定中止或废止许可，相对人的正当利益很可能受到巨大损害，可能构成对许可这种特殊财产权的管制性征收[14]。二是裁量权的行使不能超出合理性的界限，需达到完全不可实现许可目标或者许可继续实施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个人或公共利益损害的程度。对于没有数量限制的一般许可，应急状态下的有效期延续应当适用宽松审查标准。

如果被许可人无过错，那么因行政主体或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导致许可中止，却没有期限的延续，这对被许可人是不公平的，有损其信赖利益，莫不如不存在中止制度。[30] 2.应急状态下行政许可如何废止 按照《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2款，行政许可撤回（废止）的适用情况是：许可已经生效。

该款没有明确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否亲自到现场，这为委托核查提出了规范空间。三者构成了事态严重性从较轻到严重的程度关系。

在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领域中，地方政府与行业主管部门之间的管辖权更是相互独立的。[21] 肖泽晟：《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从某环评批复行政复议后语说起》，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6期，第23页。